在美国政治圈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：手上的权力，最多只有三年多的使用权。第四年，总统已成“跛脚鸭”，影响力锐减。第五年，可能直接沦为被清算的对象。因此，没人敢真正动真格。特朗普嘴上强硬，却从不敢在美国国内搞实质反腐。哪怕掌握政敌的确凿罪证，也不敢将其彻底扳倒。原因很简单：一旦对方东山再起，自己可能被反杀。美式民主所谓的“权力制衡”，本质是“懦弱的共谋”。政客们不是为了原则而斗争，而是为了自保而妥协。他们贪图小利，回避大义；遇事惜身，绝不拼命。这种体制下，没人愿意承担历史责任。所有决策都服务于短期选举利益，而非国家长远利益。白宫内部并非没有鹰派，但真正敢对中国采取极端行动的人极少。原因在于：权力轮替的恐惧。今天你带头制裁中国，明天你下台，继任者若亲华，你就会成为“政治祭品”。为了平息中方怒火，新政府可能把你推出去顶罪，以换取关系缓和。这种“后任追杀前任”的风险，让美国政客在对华问题上极为克制。即便嘴上叫得凶，行动上却步步设限。特朗普如此，拜登亦如此。他们可以打关税战、搞科技封锁、煽动舆论，但绝不敢轻易跨越红线，比如军事挑衅或全面脱钩。因为他们清楚：一旦引发不可控后果，自己将是……